一个90后不用手机的365天

Leon已经一年多没用过智能手机了。

去年3月份开始，这位生活在上海的90后，把智能手机换成了一部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旧手机，从而开始了一种勿扰的现代生活。

手机终于不再是身体的一部分了，眼睛和双手都获得了解放。等公交和乘地铁的时候，他不必再低头应付那些未读的小红点，反而抬起头来观察周围人的表情和神态，甚至是地铁上的广告，原来每个城市的广告风格都大不一样。

吃饭的时候再也没有下饭视频了，不过好奇怪，感官似乎被打开了，他有更多的注意力去关注饭到底好不好吃，菜的味道怎么样？

Leon并不是唯一选择这么做的人。一群倡导数字极简的年轻人正在通过扔掉手机来反思自己和数字技术的关系。

在豆瓣，有超3万人加入了反技术依赖小组，有超2万人加入了数字极简主义者小组。他们隔绝电子设备、减少屏幕时间、删除社交软件，开始了一系列五花八门的数字极简尝试。

数字极简主义的概念首次出现是在2019年，麻省理工计算机博士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在他《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的书中提出，数字极简是一种技术使用理念，将在线时间集中于少数精心挑选且最优的数字活动，然后享受错过其余不重要的活动。

他建议，花30天时间暂停非必要的科技，反思它们对于生活的意义，并重新探索和发现那些对人们而言珍贵的事物。

所以数字极简就是不用手机吗？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要怎么加入数字极简主义，成为数字极简主义者到底会给普通人带来哪些改变？

后浪研究所和3位不同领域的年轻人聊了聊，他们的数字极简实践各有不同。有人停用智能手机超过一年，有人删除所有社交软件，还有人为了逃离算法开发了反算法App。不知道此刻正用智能手机看文章的你，看完后会不会也想扔掉手机？

停用智能手机1年，我的各种感官复活了

我有一箱智能手机，其中有很多经典款式，比如说Pixel 、比如说几乎每一代的iPhone我都有，但现在我不再使用它们了，只是偶尔拿出来把玩一下。

购买这些手机，是出于个人兴趣，以及科技记者的职业经历。

我不觉得那些智能手机和功能性手机有多大区别。这让我在停用智能手机的一年里，没有感受到太多痛苦。

过去我每天真正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在4小时左右，成瘾对我而言不是一个问题。但我使用智能设备的目的，和实际得到的感受却全然相反。

原本想在采访间隙打个游戏、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却不知不觉变得更累；原本想找点儿创作灵感，却总是卷入各种情绪碎片中；原本想简单点个外卖，各种月卡、红包、积分却如此复杂，让我变得焦虑和烦躁……

可以说人和技术的关系完美诠释了你跑，我追，你插翅难飞这句网络调侃。

所以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改变了。一定程度是职业上的，但从更深层次来说，是自己和这些科学技术的关系有一些病态。

Leon准备停用智能手机时，在朋友圈发布的通知

我从去年3月开始停用智能手机，目的是夺回数字健康的自主权。整个数字断舍离计划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即先做减法，做彻底，真正感到缺失和必不可少的东西才是之后需要加回来的。

计划启动之前，我和亲友沟通好用短信和电话保持联系，用电脑客户端替代智能手机完成必要的工作操作，并开始探索智慧政务系统提供的服务。生活中必须使用智能手机的事情，都可以寻找替代品。

比如我在上海要去采访，该怎么搭乘网约车？其实上海很多地铁口、老社区门口，都有一个电子墨水屏，即出租车呼叫平台，可以一键叫车。但它很不起眼，许多人根本不知道。

没有手机备忘录，我就会带一个口袋本，上面记满每天的日程，外面的工具袋可以装身份证、公交卡、钥匙等随身物品。

身份证和打印出来的纸质核酸码，能应付疫情期间的多数状况，比如做核酸、身份登记等。全国各地防疫政策很不一样，不过即使遇到特殊情况也不用担心，我还有备用的iPod touch。

Leon使用的数字极简手机Punkt.MP02（图/Punkt.）

当然也会有一些小尴尬。一些个体商家没有POS机刷银行卡和信用卡，也没有储备足够的零钱，找零就会遇到困难，这个问题遇到挺多的。但正常情况下，你去很nice地跟人家沟通，这些都能解决。

不过，在国内进行数字极简的尝试，在我看来还是要比国外难的多。我曾在丹麦做过为期一月的媒体停斋（Media fasting）实验，带来的感受与我在国内的体验大不相同。

丹麦作为数字化程度较高的欧盟国家，移动支付、购票出行、生活缴费，以及一些公共事务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每个人出生、入境留学，或旅居时都会拥有一个电子ID和国民邮箱，借此可以参与到所有的事务当中。

区别在于，它的数字技术和离线工具并存不悖。这让许多无法或拒绝接入智能设备的人拥有更多选择权。

我的一位朋友订的《工程师报》（Ingeniren）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纸刊至今仍在发行。这类百年老报在丹麦并不少见，甚至可以直接送上门。但在国内，大多数城市的报刊亭数量都在削减，大量纸刊已被砍掉，许多传统老报的版面也从几十变为十几。

在《超粘性微信与中国社会》（Super-sticky Wechat and Chinese Society）一书中，微信被视作超聚合平台，殊不知此类应用在国内早已有增无减。海外应用虽然也想高度聚合，但功能还是相对单一。

此外，丹麦的许多城市并不大，我想找朋友，就可以直接步行或者骑自行车。

在国内，普通智能手机已经是一种比较常态化的生活方式了，刚停用的前两周会感觉强烈不适，没有智能手机打发时间，突然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停用智能手机期间，Leon学会了使用打字机

但在被迫无聊和享受无聊的转变中，我发现其实什么都不做本身就能让人平静。不想看书，不想健身，那就发呆好了。躺着、靠着、坐着、站着，甚至什么都不想也很好，不一定非要做什么，就去享受无聊。

有时，我也会做点奇怪的事儿跟我的无聊互动。比如维修我在二手集市上花20元淘来的打字机，维修我那老掉牙的胶片相机。周末我常拿着相机上街拍照，不强求美，只为享受。

我比较工作狂，经常忘记吃饭，尤其是吃晚饭。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晚饭时间会在窗前撒点鸟吃的谷子，那些麻雀就天天来等着我投喂。每天都会来好多，二三十只围在那里。这只不过是生活当中一些看起来好像毫无意义的事情。

一年以后，那些小鸟甚至在我的窗前筑起了巢，还生了超可爱的小小麻雀，每天早上5点多钟还会叫我起床。

放下智能手机，我被屏蔽的感官逐渐恢复敏锐，我感觉我和真实世界的距离更近了。很多迫不得已的、面对面的交流让我找回了一种真正在做人的感觉。

Leon在上海的街拍

我的住所附近都是老社区，周围的商家、邻居比较固定。有一天我站在街上，突然发现那些步行的、骑车的、跑来跑去的人都不再是陌生的路人，而是我可以叫得上名字的具体的人，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在地铁上，我会关注周围的广告，人的神情与感受，不同城市地铁上的广告大不一样，人们的状态也各有不同。

没了智能手机，我会不会担心错过重大新闻？会不会和同龄人没有共同话题？首先,只要你跟周边的物理世界有一定的联系，真正重大的新闻就肯定不会错过。

比如明天要疫情封控了，不能出门，这种事情没有智能手机也都会知道的。其次，我会把担心错过的心态转变成享受错过。

现在我还在用我的 iPod touch，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设备，甚至会带来很多烦恼。但我现在没有用回智能手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一部我特别想用的智能手机，仅此而已。

戒断社交媒体20多次，终于成功了

我第一次听说数字极简这个概念，是我大一在英国UCL读哲学的时候，过程非常有趣。

当时我们在教学楼做小组讨论，提议把所有人加到一个Facebook群组里面。有个同学就说我没有Facebook。我问他你有别的东西吗？WhatsApp之类的，结果他什么社交媒体都没有，只说可以把电话号码给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不用社交媒体的同龄人。

真正开始熟悉这个概念，是在2018年，我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过圣诞节。回英国的火车上，我隔壁坐着一个金头发的英国男生，戴着细框眼镜，长得特别英国，就在那儿静静看书，他在剑桥大学读哲学系。

后来我们俩就聊起来了，聊最近看什么书，生活有什么改变。他就说最近把他的智慧型手机给扔了，手上还拿着一个翻盖手机，特别老的那种。

火车到站的时候，我们约好下次在剑桥一起吃饭，一起参加研讨会。他从西装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一叠便条纸，让我写了我的Email，说回头跟我联络。后来还真就给我传了Email！邀请我去剑桥参加研讨会。

我当时觉得他好酷啊，原来还有这种生活方式。

史东用胶卷相机拍的照片

转眼到了大四，毕业季的压力蜂拥而至。那时候压力越大，越想看社交媒体。有的时候坐在教室，突然就手痒想要拿起来看，刷个5分钟放下，隔10分钟再拿起来，时间被切的很碎，没有任何规律。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的阴影笼罩全球，各个国家的互联网平台都像被戾气充胀的气球。我通过微博了解国内正发生什么，映入眼帘的是激进的话语和相互指责。

这种明显要激起人情绪的文字让我很不适，我突然就意识到已经受不了再看到这类文字。

2021年7月，我删了所有社交软件的账号，只保留了B站和YouTube的视频上传功能，以及微信的通讯功能。

我的戒断计划可以用去芜存菁这四个字形容。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社交媒体至今，我至少尝试戒断过20多次，但均以失败告终。

全部失败教会我，这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事情。我必须搞清楚它真正让我困扰的是什么，我的目标是解决它带给我的大的坏处。

其一，社交媒体加重了我的攀比心。我通过发布自己的生活状态和漂亮照片，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但却适得其反，更加焦虑。其二，它浪费我的时间，让我注意力涣散，睡眠质量下降，夜里频繁醒来拿起手机看，这些都很耗费时间和精力。

基于此，我关闭了浏览他人微信朋友圈的功能，卸载了YouTube、微博、Facebook、WhatsApp、QQ，以及Instagram。Instagram是我最难割舍的App，我每天会花费3到5个小时在上面。

万事开头难，整个戒断过程最磨人的就是制定计划和守住底线。

前3个月想用社交媒体的瘾头袭来时，就像一堆红火蚁在啃噬你的大脑。手机里没有社交软件会让人陷入很无措的境地，但只要打过这场硬仗就好了。

史东用胶卷相机记录22岁生日

我的几个好朋友，在我戒断3个月之后，还没有注意到这件事。聚餐的时候，我自己主动提起了，他们这才惊讶地问，啊，你戒断Instagram吗？完全没注意到呀。人生中重要的朋友，不会因为你不用社交媒体就离你而去。

大家的态度也从侧面印证了数字极简是很多人需要的。我甚至不用解释，绝大多数人就知道为什么我要戒断社交媒体。他们不会觉得太极端，反而非常认同和尊重这个选择。

戒断期间，我变得不再执着于从社交媒体获得灵感来源和价值认同，不再期待别人的点赞和赞美。但这一年里，我收获了更多。

戒断计划完成后，所有认识的人都说我肉眼可见的，变得特别开心。

我每天至少能睡七八小时，睡眠质量明显提高，容貌焦虑减少很多。

我把计划了很久的法文课提上了日程，有更多的时间和朋友打电话，也用新爱好填满了时间的空隙，比如写作、写日志、玩胶卷相机。书本、音乐、电影成了我新的灵感来源，它们比社交媒体更有质感、更有深度。

戒断社交媒体期间，史东的画画记录

有得必有失，如果有用社交媒体，也许我B站的粉丝更多了，甚至能够变现。虽然有点可惜，但是一想到它们的达成，要牺牲我的睡眠和精神健康，突然就觉得没那么值得了。

作为一个自媒体人，我认为有道德责任需要去承认，在戒断社交媒体时发布视频是矛盾的。但我能做的就是打破第四道墙，提醒大家不要沉浸式地看我的视频，让观众自己去思考。

戒断一年后，为了事业我重新把社交媒体引入生活。不得不用时，我就把它们全部下载到iPad上。手机作为随身携带的东西，我不允许这些App存在。此外，我设置了固定使用时间，每周也有一天完全不用。

在看过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之后，我重新思考了社交媒体的本质。那些互联网公司，高薪聘请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创造了一个系统，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多看。再有自制力的人也不太可能通过一己之力去抗衡。

但我觉得戒断的意义不在于永远远离社交媒体，而是亲身体验过之后，才知道哪些是必须的，自己生活的边界在哪里。

技术人如何抵抗算法的控制？打不过就跑或开发一个白马骑士

刷抖音的时候，不知不觉发现半小时没了。这种耗时让我觉得非常没有意义，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强烈的空洞感。

有时候打开B站，想看看喜欢的Up主有没有更新，算法却根据今天的情况量身推荐了内容。这些内容的吸引力极大，我很快就被干扰了。时间流失的飞快，我什么也没得到。

还有QQ，经常会推一些认识的人让你去加好友。就是不想加而已，这个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觉得人是一个逻辑的处理器，你输入什么，就会输出什么。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节制，控制自己的输入。首先是尽量减少输入，然后找一些可信的信息源。

之前我关注了很多有趣的博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觉得有趣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更关注那些有点深度的话题。最重要的是我想把控自己在互联网中的主动性，不想让算法牵着鼻子走。

所以我计划开发一款反算法的App，它要帮我节省时间，还要跟着我的价值观走。真正开始着手去做，是在今年的五一。

我的一位朋友在工作之余开发了一款帮人保持专注的App。它以沙漏为灵感来源，手机倒放就会开始计时，手机正回来就会结束任务。受他的启发，我决定把头脑中的计划落实下来。

我花了3天时间把它做出来，取名为喵酱爱订阅。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有两只猫，更重要的是产品的核心功能是订阅。

App Store里的喵酱爱订阅

它能帮我做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手动订阅想看的人，然后在列表点击，就会一键跳到他的最新动态页，仅此而已。它能够订阅B站和YouTube两个平台的内容，所以国内外的用户都可使用。

功能如此简单，是希望能以最高的效率、最快的速度看到想看的内容，并且不受算法推荐的干扰。

我还有意设置了手动添加订阅，就是为了提高门槛，让用户在生出想要关注大量账号时知难而退，仅仅留下那些真正无法舍弃的人。

App做完后，我分享到了技术社群里面。差不多半天，就有5000多的浏览量，几百条评论，这让我很震撼。

有些人说太需要这个东西了，夸我很有想法，有些人说他也想做但没付诸行动。负面评价主要说我没做调研，B站就有关闭算法推荐的功能。但即使关闭了B站的算法推荐，平台还是会给你推荐一整屏的内容。我会因为猎奇心理看更多内容，根本没法节省时间。

App上线之后，我连续使用了一个多月，后来就很少用了。原因在于，第一个月我在刻意控制自己，希望这个App能帮我节省时间。之后不用并不是因为我想拥抱算法，恰恰是因为我觉得算法和我订阅的这些人都没什么意思了。

它确实帮我拿回了一些主动权。那段时间，我脑子很乱，做决策的时候会联想到很多事情。这些事非但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还会拖慢我决策的速度。当我试着控制输入的信息源，我感觉我的精力回来了。

App上线两个多月了，现在日活在100多位。开发它的初衷，注定了它没法商业化的命运，用户数量也不会太多。

一些用户建议增加推送、一键导入的功能等。以上这些，在产品设计阶段我都考虑过。

首先，即使加了推送功能，你也不一定能立刻看，这是在变相交出自己的注意力。其次，一键导入背离了只看最想关注的人的初衷，让爱订阅变得和B站没什么两样。

喵酱爱订阅的用户反馈

我常常思考，技术人如何抵抗技术的捆绑？

第一种方式是打不过就跑。我开发喵酱爱订阅，就是为了逃离算法的控制圈。

第二种方式是打造一个白马骑士，让它和算法恶魔进行较量。

举个例子，互联网上信息量大，良莠不齐，各种推荐让人眼花缭乱。于是，我的朋友开发了一个功能为推荐算法和信息过滤的AI。他用自己的偏好和价值观训练AI，让AI基于平台推荐的结果重新过滤，再推荐给他自己。这也是技术人的技术抵抗。

其实我们早已从Web1的看世界，来到Web2的求效率，并逐渐走向能够克服Web2弊端的Web3时代。当Web3来临时，或许我们可以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Web3突破了Web2的中心化搜索模式，海量的信息不再只由少数搜索引擎掌握。在新的分布式信息检索模式下，用户能够根据自己价值和判断，选出优质内容。这些内容的排序并非由算法推荐给出，而是由用户自己投票。那时，我们就拥有了主动选择的权利，不用一直在算法推荐的内容里面随波逐流。

Web3虽然还在泡沫期，但我认为泡沫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海面上的泡沫，随着潮汐往前推动，当潮汐退了，泡沫没了，沙滩上还是会留下泡沫的痕迹。

它至少给人带来一种警醒，原来我是可以掌握主动权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后浪研究所（ID:youth36kr），作者：武鑫、杨柳，36氪经授权发布。